会给人提供许多发财的机会，所以任何一座正在发展的城市，就不会缺乏贫民窟的出现。

    而在哈尔滨和长春等东北新兴城市，却基本看不到这种贫民窟的现象。因为革命委员会对于人员有着极为严密的控制，对于那些身无分文跑来关外闯关东的流浪汉，革命委员会有专门的劳动力市场给他们安排工作，只要找到工作就能有一间宿舍分配给工人，就有食堂可以用餐，从而解决掉在城市内四处流浪的失业者。

    和关外不同，革命委员会有一个专门管理劳动者和工厂主之间纠纷的部门，这个部门不仅可以检查工厂主对雇工是否提供了劳动法规定的各种保障，还确保工人可以获得合理的报酬和拿到劳动所得。

    虽然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劳动法过于倾向于工人，而发生劳资纠纷后劳动局更是几乎都站在工人一边，但是张弼士还是认为在东北办厂要比在关内其他地方容易的多。因为革命委员会的治下好歹有部法律，且基本能够遵照法律实施。

    但是在关内其他地方，劳资之间爆发的纠纷如何调解，完全是看官员的心情如何。因为不是专职官员管理，所以每一场劳资纠纷都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官司，最终不是让资方因为罢工亏损太高而向工人妥协，便是资方和官府勾结，用暴力把工人的要求给镇压下去。

    从短期成本来看，关内这种和官府相互勾结的方式自然是最省的。毕竟闹事的工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剩下的工人自然也就老实了。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方式恐怕是最不划算的。因为工人在无法讨还公道后，要么就消极的破坏机器，要么就是凝聚力量发动更为猛烈的还击。

    不管工人怎么选择，工厂主都是要吃大亏的。毕竟他们天天都要同工人打交道的，当工人破坏机器或发起武装暴动时，首先受到损失的自然就是资方。

    而革命委员会对于工人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替资方为工人减压。当工人的基本利益能够获得保障，那么工人就不会走极端的形式，而是会和平的同资方进行讨论。当工人把怨气发泄出来之后，基本就能保证工人在工作上维持住对于工作的积极性。

    这也是张弼士比较了关内外一些工厂的生产及扩张资料后得出的结论，这使得他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他认为革命委员会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可在另一方面张氏地产的被强迫收购，青岛一些纺织工厂因为违反劳动法遭到惩戒，却又让他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感到有所不满了起来。

    “革命、革命，当然是要革人家的命，怎么能够革自己同志和自己的性命呢？”这是一些山东委员们在私下的抱怨，虽然张弼士觉得这些人的眼界太小，但是他的家人和族人倒是总把这些怪话挂在了嘴边。

    只能说，这场欧洲大战成就了革命委员会。因为欧洲大战，使得协约国不得不把一些采购放在了中国，而革命委员会立刻就掌握了这些订单的生产分配权力。

    因为革命委员会拥有订单的生产分配权力，这又使得那些投资兴办工厂的资本家们，不得不对革命委员会低头，生怕被排除在订单之外。欧洲大战导致的列强对中国财富掠夺的放缓，并给出的大笔订单，使得原本中国内部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比如张弼士前一脚还觉得革命委员会太过霸道，自己花钱购买的土地居然要用一张固定年息的公债强买过去，虽然革命委员会又把土地租借给了他的酒厂，但张弼士心里依然不怎么舒服。

    但是后一脚，革命委员会给张家企业下达的订单数目和低息贷款，又让他觉得这个政府至少还是肯做事的。不像北京城里的那些官员，只想到他这里捞好处，而从来没想过要帮他解决什么问题。

    “父亲，天津已经看不到了。外面风大，我们还是回船舱里去吧，您可别着凉了。”站在他身边的一名中年男子看着张弼士一直站在甲板上发呆，不免小声的提醒了一句。

    张弼士瞧了瞧外面和煦的阳光和感受了一下从海面上吹拂过来的海风，这才转头向着船舱走去，口中还不忘嘟囔了一句：“这里的风景还是不如南洋秀丽啊。”

    而此时远在旧金山会馆的陈琪，总算是明白了什么是广告位，整个中国会馆内贴满了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产品海报，几乎完全盖掉了其他省份展品的风头。陈琪为此不得不同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交涉了数次，但是对方并不肯撤走海报，反而要求陈琪先赔偿损失。

    只是想向外国人展现一下中国的特产和文化技艺的陈琪，并不打算把展会变成一处地摊。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陈列馆之外搭建出一个东方宫殿形势的中华政府馆。其目的就是想要让新生的中华民国为世人所熟悉。

    但是很显然，革命委员会并不这么想，他们只是想把这里当成是一场商品展览，希望能够获得来自国外的订单。因此在